马克思主义者不关心

虚无缥缈的来世幸福

  观一线：我们常说“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行在哪儿？

  刘同舫：马克思主义具有超越时代、历久弥新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在当代中国体现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理论的“行”不仅源于其宏观意义上对中国发展道路的科学指引，也源于其微观意义上对个体生命进程的释疑解惑，携带了诸多与普通人生活命运息息相关的“基因”。

繁华夜市，人间烟火（薛婷｜摄）

还比如，追求公平正义的道义基因。马克思主义最吸引普通人的地方，在于它毫不掩饰对两极分化的批判和对共同富裕的向往。与空想的社会乌托邦不同，马克思主义科学揭示了社会贫富鸿沟背后的资本主义积累机制，指出“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不是被固化的历史结果，而是可以改变的社会结构。这种理论立场与道义基因，与普通百姓痛恨不公、渴望公平的心理高度契合。无论是反对“996”的过度压榨，或是呼吁更合理的税收调节，抑或是期盼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其背后都蕴藏着马克思主义关于公平正义的诉求。今天我国推进的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政策，正是这种道义基因在现实层面的展开。

把老百姓的急难愁盼

当作问题研究的起点

  观一线：“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中，哪些老百姓最关心、最现实的问题，尤其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界予以关注和回应？

  刘同舫：坚持问题导向，就要把老百姓急难愁盼的现实问题当作研究的起点。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深刻转型期，各种民生问题盘根错节，亟需予以理论观照和回应。哲学社会科学如果对这些现实问题装聋作哑、避而不答，就会失去群众基础，成为空中楼阁。

比方说，新就业形态下的劳动保障问题。以平台经济为载体的灵活就业，已吸纳数千万劳动者。然而，传统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难以适用于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群体。不少劳动者面临着劳动关系难以确立，劳动过程被算法支配以及劳动维权难以实现等多重困境。

劳动者疑惑的是：为什么我的工作强度一再提升？工作中出了事谁来负责？因而，如何建立适应灵活就业的社会保障制度，切实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如何对算法进行伦理规制，防止效率凌驾于人的安全之上？这些关乎数千万群体现实利益的重大问题，亟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深入研究，认真解答。

求职的高校毕业生（徐敏｜摄）

再比方说，公共服务领域的公平普惠问题。住房、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是老百姓最为关心、感受最直接、痛点最集中的领域。

以养老为例，中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人口已突破3亿，但养老服务体系存在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城市公办养老院一床难求，农村留守老人缺乏照料。

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提供系统性方案，比如，如何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的养老体系？如何通过长期护理保险来分担失能风险？如何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并加强监管？对这些问题的回应，彰显的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的价值诉求。

还有收入分配与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但收入差距、财富差距依然较大。老百姓关心的是：共同富裕的“进度条”究竟走到哪里？怎么看懂实现共同富裕的“路线图”？如何落实共同富裕的“任务表”？

学界需要对老百姓极为关注的“共同富裕”及其子项问题予以学理性的阐释和回应，如，在初次分配环节，如何提高劳动报酬占比？在二次分配环节，如何优化税收结构？在三次分配环节，如何既鼓励慈善又不搞道德绑架？这些研究不仅要提供数据，更要提供可操作的政策建议，使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最终达成。

马克思主义

还能管今天的事吗

  观一线：社会总是在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总是层出不穷的，其中有一些可以凭老经验、用老办法来应对和解决，同时也有不少是老经验、老办法不能应对和解决的。换言之，现实世界中的理论需求，不断影响和带动了时代的学术研究热点。您如何看待哲学观点的时代性、时效性问题？

  刘同舫：有人问：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主义，还能管今天的事吗？我的回答是：基本原理像指明恒定方向的指南针，但具体路径需要根据时代地形来调整。

任何有价值的哲学观点，都是对时代重大问题的回应。马克思当年如果没有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就不会创立剩余价值学说。

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人工智能、气候变化、人口老龄化、地缘政治冲突等全新课题。老办法解决不了新问题，这就要求理论工作者走出书斋，到现实中捕捉“时代的问题清单”。

时效性不是要求学者在热点出现后仓促发声，而是要求他们保持长期的跟踪和积累。敏锐的问题意识，源于对时代脉搏的持续感知。比如，一个研究劳动关系的学者，如果平时不接触外卖骑手、不分析平台规则，等到发生恶性事故时就不可能提出有深度的见解。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具有超越时代的真理性，这是“守正”的根据。但时代场景在切换，马克思、恩格斯根据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状况得出的某些具体判断，不能简单照搬到21世纪的中国。

例如，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将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这一具体结论已被历史条件的变化所超越。今天，我们坚持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而不是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个别论断。

时效性要求我们在坚持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对具体问题的分析保持开放和更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类命运共同体、全过程人民民主等，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产物。

时效性不仅是被动回应，更应该是主动预见。哲学社会科学不能总做“事后诸葛亮”。例如，当人工智能开始大规模应用于生产领域时，学者就应该前瞻性地研究其就业效应、分配效应和社会伦理问题，而不是等到其对传统就业市场产生剧烈冲击后再被动应对。

同样，面对人口发展新常态，如果学界能提前十年系统研究生育成本、托育服务、女性就业保障等，就能为国家优化政策提供更前瞻的智力支撑，政策调整就能更从容。只有引领时代的理论，才是最有生命力的理论。这要求理论工作者不断锤炼历史眼光和战略思维，从苗头性、倾向性现象中发现趋势，提出预警和方案。

人工智能

正在“挑战”马克思

  观一线：最近，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马拉松的热度不减。从去年首届赛事被调侃为“马拉松笑话”，到今年机器人直接“跑赢人类”，技术进步之快令人振奋。从哲学社会科学的视角，如何看待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

  刘同舫：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我关注的不只是技术本身，更是它对社会结构、人的存在方式以及学科发展带来的深远影响。面对人工智能，我们既不能盲目乐观，也不必消极恐慌。

应该看到，人工智能是生产力的革命性飞跃，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判断。它将人类从繁重、重复、危险的工作中部分解放出来，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创造了技术条件。

今天，算法可能把外卖骑手逼入险境，人脸识别可能侵犯隐私，AI生成内容可能模糊责任边界。但问题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技术归谁掌握、为谁服务。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在于可以通过国家治理和法治手段引导技术向善。

如何建立算法审计和伦理审查制度？如何通过税收和再分配让AI红利惠及大多数人？如何防止“技术利维坦”的出现？这些都是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2026北京亦庄机器人马拉松，荣耀机器人夺冠（资料图）

人工智能对传统理论框架提出了严峻挑战，倒逼哲学社会科学进行范式创新。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需要重新审视。

以劳动价值论为例，如果AI系统能够自主完成生产全过程，那么价值由谁创造？马克思所说的“抽象劳动”是指人的生理消耗，而机器没有生理消耗，这就需要我们对价值来源作出新的解释。

再如所有权关系问题，AI生成内容的版权归谁？训练AI使用的大量数据，其权益如何分配？又如劳动关系问题，当人机协作成为常态，传统的雇佣关系框架是否依然适用？

这些都不是小修小补能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范式层面的创新。哲学社会科学不能回避这些挑战，而应主动拥抱，在与计算机科学、生命科学等自然科学的跨学科对话中发展新的理论工具。

哲学社会科学需要主动介入人工智能的治理与价值引领。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眼光来看，技术是中性的，关键在于人类能否驾驭它、引导它。

哲学社会科学要为技术的发展提供价值引领，还要研究人机交互对社会心理和人际关系的影响，防止技术带来的孤独、焦虑等负面效应。中国有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丰厚文化底蕴，完全有可能走出一条“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为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