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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峥嵘岁月丨我与三峡日报

2019-08-07 07:27 来源:三峡日报 责任编辑:李敏

  记忆深处的鞭炮声

  ■范长敏

  当记者30余年,经历的事情不计其数。每每回首往事,当年回响在报社院子里的一阵鞭炮声,至今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那是1988年金秋,原本是地瓜丰收季节,可枝江县七星台公社石套子大队300多个农户播种的几百亩地瓜长的不是瓜,而是细长的根。

  见此惨状,农民痛不欲生,欲哭无泪。2250斤地瓜种子购于沙市种子公司,农民数次登门索赔,对方辩称种子来自广东高明县种子公司,不予理睬。无奈之中,农民几次到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告状,不知何故,也未受理。

  连续奔波两个月、9次索赔告状无门,悲愤的农民走投无路,联名给枝江县政府写信,反映遭遇的不幸。

  对这些农民的疾呼,县委书记刘克毅非常重视,当即批示,“农民受骗,岂能告状无门?”他考虑沙市、高明均属外地,超出行政管辖范围,便将此信批转给媒体,希望用新闻舆论监督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当时,我是宜昌日报驻枝江县记者。对于这些农民权益受损且得不到维护的命运,甚为愤懑。我出生农家,务农4年,对农民疾苦有切身感受。于是,我迅速将农民呼吁、克毅书记批示和欲报道此事的想法向社长杨尚聘作了汇报,得到了他的全力支持。

  随后,我带着农民的信件赶到石套子,实地踏勘受损农田,走访受害农户,搜集确凿证据,证实农民反映的情况属实。为此,我在稿子中既写了农民受损的惨痛,又写了告状无门的尴尬。尚聘社长看了此稿,觉得内容尚可,将主标题改为《种瓜不得瓜,有理谁来理?》。此题开门见山,引人深思,甚是精彩。

  9月8日,此稿在《宜昌日报》头版头条位置刊发。紧接着,《经济日报》《法制日报》《湖北日报》等10余家媒体相继对此进行报道,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

  新闻舆论监督的效应,很快凸现。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简报形式,摘录媒体报道,责令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迅速受理此案,依法审理,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

  此事由此发生转机。

  9月18日,沙市中院终于受理此案,并派法官7次前往石套子取证。为此,我多次赶赴现场采访。了解沙市法院受理此案及法官现场查证进程。

  时隔约3个月即12月6日,沙市中院公开审理此案。当天,沙市、枝江、七星台等地相关负责人以及石套子数十位农民代表赶到沙市中院旁听此案,沙市、高明县种子公司均坐上被告席。经现场审理,法官当庭宣判,石套子农民胜诉,两家种子公司因销售伪劣地瓜种子向受害农民赔偿13.5万元。

  当这个姗姗来迟的胜诉结果传到石套子时,农民紧锁的眉头终于舒展,有的甚至喜极而泣。对此,我再次对农民胜诉结果进行了报道。

  挽回损失的农民,没有忘记县领导为他们分忧解难,也没有忘记帮助过他们的党报。在打赢官司的两天之后,石套子大队党支书伍启万、大队长陈能超代表300多农户赶到宜昌,在报社大院点燃一挂鞭炮,用农民最看重的传统礼仪表达了对党报的感谢之情。

  回首过往,这是我首次用新闻舆论监督帮农民“打官司”。在以后的采编岁月中,无论时空如何转换,当年响彻在报社院子里清脆悦耳的鞭炮声,始终激励、鞭策着我们。从探访“宜昌边界”到“夜宿农家”,从挖掘“草根英雄”到编制“农民进城打工线路图”,从“百户农家行”到“我为群众办件事”,从“南下卖猪”到“北上卖柑”等等,我和我的伙伴们始终乐此不疲,采编了不少散发着泥土芳香的涉农报道。

  记者的使命是瞭望和记录社会的变迁。在这个传播过程中,记者往往也会留下自己的印痕。出生乡村,痴情田野,也许就是我职业生涯的天然底色。

  三代人的“日报”缘

  ■力人

  就在前几天,在三峡日报社担任美术编辑的侄儿杨柳之,在资料库里找出了我的父亲、也就是他的爷爷杨启发(笔名白可),发表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宜昌报》(《三峡日报》前身)上的几件美术、文字作品。

  父亲曾告诉我,他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就在《湖北画报》《宜昌报》等报刊上发表美术作品。少年时代的我,也没觉得这件事情有多么重要。但时隔这么多年看到父亲作品的电子版,我的眼眶湿润了。

  1963年2月22日《宜昌报》4版刊登了父亲“宜都白可”的诗画作品《吴老爱集体》。那时的枝江、宜都还是一个县,都叫宜都县。我们四兄姊,才出生了大姐、大哥,二姐和我还没有出生。那年的父亲也只有27岁。

  父亲另一件人物通讯作品《共产主义精神闪闪发光》,发表在1965年2月10日《宜昌报》3版,那一年他29岁。

  父亲多次提起的一件美术作品《丰收场上赛诗会》,我过去也没有见过,但这次有幸看到了电子版。作品发表在1975年5月23日《宜昌报》4版,那是一整版的美术作品,栏目叫“工农兵的画”。后来成为全国知名画家的汪国新,还有宜昌今天的知名画家向阳、朱诗光,他们的作品都在其中。那年,父亲39岁,我已经9岁。

  作为我们家庭的“第二代”,我也是在阅读父亲订阅的《宜昌报》之中长大的。少年的我,看见父亲的作品和名字印在报纸上,并有很多乡亲不时赞扬父亲是个“笔杆子”“土画家”,心想,我也要像父亲那样,把自己的名字变成铅字,印在报纸上。

  事实上,这样的目标后来是实现了。我的近三十年的文字之旅,在《三峡日报》不同历史阶段留下了痕迹。

  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有一天,我在秭归香溪镇下乡,在阅报栏的《宜昌日报》“西陵峡”副刊上,看到一行醒目的标题《力人百字小说三题》。因为不自信,一周前我在投出这篇稿件时,通讯地址都不敢写单位的真名,而用“宜昌市二马路42号”代替。那篇文章不到500字,但标题那么“夸张”,这令我既兴奋又羞愧。

  后来的日子里,《三峡日报》对于我们家庭的艺术活动也意义非凡。2015年3月,由市文化局、市文联和市妇联主办,市美术家协会、市群艺馆承办的“丹青缘——杨山草堂家庭艺术展”在宜昌揭幕。这场开了宜昌家庭艺术展览先河的艺术展,在一众报人的鼎力相助下,受到《三峡日报》及其子媒,还有《三峡文化》杂志的特别关注。我们的家庭,也因为这次展览,荣获湖北省2015年“荆楚最美家庭”提名奖和2016年宜昌市第二届“宜昌最美家庭”称号。

  2016年夏季,由三峡日报社老社长杨尚聘先生提议,在宜昌文化名人李泉、符号、张泽勇、王作栋、周德聪等先生的大力支持下,我启动了对“清代爱国学者曹廷杰”历史文化专题的探索与研究。

  2016年6月10日,《三峡日报》“触摸史迹”专栏,用一个整版篇幅刊登了我撰写的文章《清代道员曹廷杰的故事》。自此,一个已经辞世100年、几乎被历史的尘埃所淹没的曹廷杰“复活”了,他的名字和精神再次回到了他的故里和人间。

  2008年4月7日,《三峡日报》都市副刊刊登了记者高秉喜的文章《小小油画追梦人——记夷陵中学油画爱好者杨山河》。这篇文章似乎就是一个号角,杨山河是我的儿子,那时只有16岁,读高一,他面对高秉喜伯伯,誓言要“考上中国最好的美术学院”。

  如今,11年过去,儿子实现了那个梦想。今年夏季,他完成了中央美术学院本科、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业,并成为他所在的版画系唯一、全校仅10人获得的该院2019届学术最高奖“千里行奖学金”的优秀毕业生。

  除了我的侄儿杨柳之在三峡日报社担任美术编辑外,硕士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侄女杨诺,如今在重庆一所高校担任美术老师。这就是我们家“第三代”的基本盘。

  《三峡日报》圆了我们家三代人的艺术梦,这个梦想还在延续。我们家庭的“艺术史”,就是《三峡日报》“办报史”的一个缩影。与《三峡日报》一道,不忘初心、风雨同舟、携手前行,“杨山草堂人”永远不会缺席。

  (作者单位:宜昌市财政局)

  我和稿费那些事

  ■韩玉洪

  本世纪初,在《三峡日报》上发表一篇稿件,稿费3到5元,一个通讯员靠新闻报道拿稿费当工资过生活,有点像天方夜谭。可是,我居然做到了。

  在此期间,见证了投稿由手写邮寄到电子邮件的变化,也见证了《宜昌日报》改为《三峡日报》的过程,我连续6年被评为三峡日报优秀通讯员。

  2003年初春运开启后,宜昌港客运旅游公司领导叫我发挥特长,多写稿多发稿,宣传宜昌港客运旅游,并说凭稿费单可在单位另领一份稿酬。这样,我便开始了领双份稿酬的生活。

  之前,我写过许多报道,现在做专职宣传员应该算是得心应手。当时我所在的部门工资很低,就欣然应允了这项工作。

  正值雨雪天气,宜昌港客运旅游公司不仅春运很忙,还要应对当年突发的“非典”,做好安检工作。为了春运的畅通,一线员工好人好事说不完写不尽,就差力量向外报道宣传。《三峡日报》是宜昌市委机关报,我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三峡日报》投稿上,一路“狂奔”,终于闯出了一条“崎岖小道”。那段日子,日报每天都有我的稿件,一个月的稿费平均达到100元,加上人民日报、中国交通报、中国旅游报等报的稿费,每月双稿酬平均达到1000元。

  开始投稿时,用笔写,用傻瓜相机拍照冲洗,拿信封邮寄或骑自行车送到报社。后来,就发传真,但这些都慢。再后来,我自费购置了电脑并上了宽带网,还购置了数码相机,一下就走上了通讯报道的高速公路,发稿就快多了。

  为寻找新闻点,我常常在码头上冥思苦想,想好点子后兴奋不已,然后添加素材,整理成文。但有时自认为是好的稿件,却带有雕琢的痕迹,反而不好上。如外宾上岸时,我的镜头总是对着老外,但码头上帮挑行李的扁担工却始终在老外身边。我叫扁担工让开了,老外也走完了。后来我才感受到,这就是现实,这也是新闻。于是,我就用真实的画面反映港口,写了《老外游三峡,扁担帮大忙》《老外当愚公,一年搬座山》等稿件,《三峡日报》也自然愿意采用。

  为反映港口的外貌,我有时还自费租小渔船在江中拍照;有时为等一艘轮船,一等好久,结果船却没有来;有时半夜想到一个好点子,就连夜写稿投稿。这样做,虽然有点辛苦,但很有乐趣,也很有收获。在通讯报道路上“狂奔”的我,重新找到了生活的乐趣和希望。

  有时,《三峡日报》还刊发我几千字的图文大稿件,每篇就是100元稿费。这样的稿件虽然每年只一次,但鼓励作用不小。这些大稿件有《宜昌民间迎接解放内幕》《上甘岭战役后惨烈的200天》《宜昌文化定位》等。此外,文学性稿件的稿费相对较高,我的稿件有时也会被刊发。

  向《三峡日报》投稿,也使我深入地了解到宜昌的奋进与变化,为我成为中国作家协会和湖北省作家协会重点扶持签约作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05年,宜昌沿江大道延伸段建成,12月31日上午,宜昌举行万人长跑迎新年活动,宜昌日报社组织了一个方阵,记者们举着“三峡日报”的横幅出现在沿江大道延伸段的长跑队伍里。这是“三峡日报”首次亮相宜昌大街,我有幸拍到这一宝贵的瞬间。该报于1949年8月9日创刊,2006年1月1日起,《宜昌日报》正式更名为《三峡日报》。

  (通联地址:宜昌市合益路社区49号)

  一篇报道帮我们建起新学校

  ■李发盛

  前不久从一位朋友口中得知,今年是《三峡日报》(原《宜昌日报》)创刊70周年。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虽已退休多年,但一件陈年旧事却时常萦绕在我的心头,让我倍感亲切和温暖。

  把时钟拨回到1995年初春,冰雪初融,淡燕子、柳萍两位《宜昌日报》记者长途奔波,来到我任教的南家河完全小学采访。弹指一挥间,已过去二十五个年头了,虽然南家河完全小学早已成为历史,但当时的情景仍会不时浮现在我的脑海。

  南家河完全小学位于宜昌县栗子坪乡(今夷陵区下堡坪乡)最偏远的山区,周围都是连绵的崇山峻岭,当时有180多个孩子在这儿寄宿读书,不少老师穿着补丁衣服,住着裂缝的“危房”,许多学生更是要借钱“打条子”读书。

  那个时候,学校正积极贯彻落实国家的教育政策,为先普及六年义务教育,再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而奋斗,改变校舍和办学条件是当务之急。

  新校计划投资37万元,学校附近的村民筹集了几万元,乡、村干部和老师们东拼西凑借了2万多元,县教委支持了1万多元。1994年4月,新校舍终于破土动工了。但由于建设款不能及时到账,教学楼断断续续施工一年也没完工,学生宿舍、教职工宿舍和食堂更是遥遥无期,工程陷入“停摆”的窘境。

  无计可施之际,我们尝试着给市委机关报《宜昌日报》写了一封信,希望借助党报的力量呼吁社会援助。不承想,没过几天,《宜昌日报》编辑部便派出两位女记者风尘仆仆地赶来了,也点亮了重建校舍的曙光。

  来到学校后,她们马上和老师们座谈了解学生情况,与当地政府办事处的领导商讨面临的问题。掌握基本情况后,她们未作片刻停留,就自备午饭和水,顶着大太阳,爬坡上岭、走乡入户进行调查,还到孙家河新建的校舍考察建设情况,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新校舍建设缓慢的原因。

  4天采访时间里,她们都是早出晚归,但从不叫苦叫累。每天下乡采访回来,她们都不顾腿疼和饥饿,借着微弱的灯光,熬夜整理采访资料,认真撰写报道,希望能早日帮学校走出困境。

  1995年3月22日,一篇名为《山那边一个鲜为人知的期待——六个人与一所学校的故事》的通讯,登上了《宜昌日报·科教版》头版,真实又动情的报道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也感动了各级领导和各界爱心人士。

  随后,《宜昌日报》又派出专人继续组织舆论引导。自发稿之日起,捐助资金、物资便源源不断地被送到栗子坪乡,停建工程也在发稿之后的第十天恢复施工。

  看到报道后,当时64岁的宜昌县离休干部杨树葆不惧年事已高、路途遥远,与宜昌县委老干部局的同事驱车几小时来到学校,捐助了630元的善款和衣物。杨老还特意找到拖欠学费的学生陈世琴,为她交清了所欠的81元学费,还给了她20元零用钱。当时的宜昌新华印刷厂已有几个月没发工资,但得知消息后,仍有110名职工自愿捐助了81元钱。

  在《宜昌日报》的连续报道下,5个多月时间里,有200多个单位、近5万人参加捐款捐物,捐助总额达30多万元,新校舍也于当年8月底全部竣工。1995年秋季开学,200余名师生搬进了新校舍,并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时任《宜昌日报》总编辑熊庆文、时任科教部主任田云兵也受邀来到现场。

  为感谢社会各界的无私援助,栗子坪乡还在乡政府所在地竖起了一块希望工程纪念碑,刻上为南家河完全小学献爱心的单位和个人的名字,让山乡人民世代记住他们,包括《宜昌日报》的编辑记者。

  后来因为生源减少,南家河完全小学便与其他学校合并,但我们这些老师和村民们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正是党报记者们不辞辛劳、认真敬业的精神和党报对教育事业的关注,才让山里孩子们拥有了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

  (作者系夷陵区赵勉河完全小学退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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