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1954年9月，毛泽东在北京接见西藏两大宗教领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右）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左）。】

　　近几年我多次会见过从国外回来探亲的藏胞。我曾问过他们，你们在国外，对1959年3月10日发生的叛乱的原因，究竟是怎样理解的。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那是因为当时西藏军区要把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原西藏地方政府，由噶伦4人组成，是1751年经清代乾隆皇帝在废除西藏郡王制之后批准建立的，1959年西藏叛乱事件发生后解散。］的主要官员抓上飞机送到内地.29个年头过去了，至今在西藏，不但青年人不了解事件的真相，连老年人也不甚了了，仍然处在谣言欺骗之下。制造谣言者又是佛教徒，这就更加不幸了。我作为这一事件的目击者，历史的见证人，对事　件的内幕了解得清清楚楚。今天，我有责任把1959年3月10日事件的真相披露于世，还历史的真面目。
   
　　1959年3月10日上午8点多钟，西藏拉萨街头一片混乱，人们哭喊着奔走相告：“到罗布林卡去保护如意至宝［此处指达赖喇嘛］吧！汉人要把他劫走了。”这喊声对笃信佛教的藏族人民简直是一声炸雷。于是，人们怀着震惊、惶惑、恐怖的心情，涌向罗布林卡，以保护达赖为名，包围了罗布林卡，揭开了武装叛乱的帷幕。这就是后来不久发展成为大规模全面武装叛乱的1959年“3月10日事件”。
   
　　按照藏族传统习俗，每年藏历十二月二十九日是“破九”，在布达拉宫举行“破九跳神大会”。和平解放后，每年“破九”都邀请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的领导同志去看跳神.1959年（藏历土猪年）“破九跳神大会”时只有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和副司令员邓少东在拉萨，他们应邀前往布达拉宫。达赖喇嘛在他的卧室会见他们时主动提出：“听说西藏军区文工团在内地学习回来后演出的新节目很好，我想看一次，请你们给安排一下。”谭政委和邓副司令员当即欣然应允，并告诉达赖喇嘛，这事很好办，只要达赖喇嘛确定时间，军区可以随时派出文工团去罗布林卡为他演出专场。达赖喇嘛说，去罗布林卡不方便，那里没有舞台和设备，就在军区礼堂演出，他去看。
   
　　事情就这样说定了。谭冠三政委和邓少东副司令员从达赖喇嘛的卧室出来，回到噶厦专为他们看“跳神”设置的坐处时，把这件事告诉了在那里的全体噶伦［原西藏地方政府的主要官员］，他们都知道这个过程。后来，因为达赖喇嘛要考“格西”［意译为善知识（dge-bavi-bshes-gnyen），是在僧众大会中辩论佛教经典考取的学位。按拉萨三大寺制度，分拉让巴格西（lha-rams-pa）、措让巴格西（tshogs-rams-pa）、多让巴格西（rdo-rams-pa）和岭色格西（gling-bsres）等4级。］，去军区观看文艺演出的时间就这样拖了下来。
   
　　1959年3月9日下午3点钟左右，西藏工委统战部李佐民同志到我家告诉我，达赖喇嘛决定3月10日去军区看文工团演出，并转告达赖喇嘛的意思说：“噶厦官员明天不用到罗布林卡了，可直接去军区礼堂等他。”怎么这样安排呢？按一般规矩，这类活动，噶厦官员都应先到罗布林卡，然后随达赖出行。我觉得情况有些不正常，预感会出事。
   
　　我就对李佐民说：“这几天拉萨很乱，匆忙决定达赖喇嘛到军区看文艺节目可能会出现麻烦。”李佐民说：“现在已经没办法了，看文艺节目是达赖喇嘛亲自定的时间，不好改变，只好这样了。”当天下午六七点钟，我接到代理噶伦柳霞·土登塔巴的电话说，3月10日上午10点达赖喇嘛到军区看演出，要全体噶伦于9时到罗布林卡集合，研究好达赖喇嘛去的办法后随同达赖喇嘛一起去。因为首席噶伦索康·旺钦格列家没有电话，要我转告索康·旺钦格列.3月10日上午正值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政治学习时间，我就没直接去罗布林卡，而是带着官服先去筹委会主持政治学习，同时等待罗布林卡的电话。想观察一下动静，看有什么情况。
   
　　不到10点钟，西藏军区副司令员、西藏地方政府噶伦兼藏军总司令桑颇·才旺仁增径直坐车去罗布林卡，在距罗布林卡不远处被石头打伤，立即被送到德吉林卡印度驻拉萨领事馆的医务室进行了包扎.10点钟以后，帕巴拉·格列朗杰的哥哥堪穷［西藏地方政府里僧官的衔名，相当于四品官职］索朗加措被叛匪打死在罗布林卡门口。很明显，达赖喇嘛不可能到军区看演出了，我们也不可能去罗布林卡了，我就从筹委会到了军区。这就是1959年“3月10日事件”的起因和全过程。可是当时不了解内幕真相的人，包括原西藏地方政府的许多僧俗官员，都听信了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制造的谣言。至今在国外藏胞中的大多数人仍然被蒙在鼓里，可见这个谣言误人之深，流传之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