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曾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工农红军的重要领导。但由于个人野心的膨胀和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他先在长征途中公然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继而对党的批评心怀不满，屡屡拒绝挽救；最后一头扎进了国民党蒋介石的怀抱，上演了一幕幕不成功的“中共缔造者反对中共”的丑剧。不过，张国焘在弃明投暗、改换门庭后，并未踏上他所梦想的“金光大道”，反而像“丧家犬”一样，走上了一条痛苦不堪的不归路。
   
　　走狗的走狗 
   
　　1938年4月4日，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在陕甘宁边区南面的黄帝陵举行了一场盛大祭礼。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身份，参加陪祭。陪祭完毕，张国焘没有按照毛泽东叮嘱的“祭完后马上回延安”。他早已有了离开延安的想法，而此次祭陵活动则是他选择的叛逃“天赐良机”，他岂能轻易回头!
   
　　4月11日，张国焘乘坐的火车到达武汉，他从此一头扎入了蒋介石的怀抱。
   
　　得知张国焘“弃明投暗”后，蒋介石大喜过望。他首先吩咐戴笠，为张国焘“照料一切”。戴笠不敢怠慢，立即在武昌为其找了一座漂亮的小洋楼，并委托张国焘的同乡、武昌警察局长蔡孟坚负责“保护”他，简直把他当成“宝贝”一般。
   
　　同时，蒋介石派陈立夫找张国焘谈话，问他愿意干些什么工作。张国焘表示想要出面创办一种“民办刊物”，从思想上“揭发共产主义不适宜于中国的种种论据”。
   
　　不料，蒋介石对张国焘这一自鸣得意的构想却没有同意，而是表示“另有考虑”。紧接着张国焘接到戴笠的一封电报，要他速回重庆面商要事。
   
　　一头雾水的张国焘在军统特务的护送下，于1938年9月抵达重庆。一会面，戴笠就转达了军统主持一个“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主办“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即训练专门对付共产党的特工人员。为了使张国焘忠心卖命，戴笠当即吩咐手下特务，给张专辟一间办公室，配备一辆专用汽车，按“最高待遇”安排住房。
   
　　张国焘此时才明白，蒋介石是要他参加军统，干特务工作，要他做“走狗的走狗”，这实在说不上是“抬举”和“重用”。张国焘在失落之余也被戴笠的“慷慨”感动了，因而很快拿出了一种愿意效力的奴才相，并当即提出在陕甘宁边区设立一些“策反站”的构想，并大谈“一方面要打进去，一方面要拉出来”的策略。戴笠当即表示赞同，让他尽管放手去干。
   
　　张国焘很快成为军统最受关注的“热门人物”，电话不断，客人不断，宴会不断，走到哪里，哪里都簇拥着一大堆人，其中不乏因好奇而欲一睹这个“共产党领袖”尊容的。
   
　　策反失败 
   
　　可惜好景不长，这种布满鲜花与掌声的日子并未持续很久。
   
　　在张国焘看来，“策反”是对付中国共产党最有效的办法，因而也是他最煞费心思的工作。继上次提出在陕甘宁设立一些“策反站”的想法后，不久他又向戴笠提出“将策反工作的重点放在太行山区的一二九师上”。张国焘胸有成竹地说，一二九师主要是由红四方面军改编的，而红四方面军是“我的队伍”，故而自信对这些部属有感召力。戴笠听后深表赞同，于是张国焘立即行动起来，亲自选取了五个特务，把“工作对象”的名单交给他们，如此这般叮咛一番后，即令其奔赴太行山区。
   
　　一段时间后，消息来了。他派出的五个特务，两个刚到八路军防区，还未开始活动便露出马脚，被逮了起来；另外三个的运气也不好，当他们鬼鬼祟祟地找到张国焘指明的重点“工作对象”进行“策反”时，毫无例外地被当场抓获，交给了反特机关。
   
　　张国焘气急败坏地骂了一通，又怒又羞。更让他无地自容的是戴笠对他的冷嘲热讽和责骂羞辱，此时戴笠已没有了往日的和气与尊重，他感到张国焘太不中用，仅是徒具虚名的“绣花枕头”而已。面对戴笠的质问和冷言冷语，张国焘又提出“想在延安设立一个策反站或延安直属组”。戴笠心中对此虽颇为怀疑，但仍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答应再给他一次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