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语今的决断和肯定、鼓励和支持，对《红岩》的上马和出版起了关键作用。如果没有他的拍板，也许《红岩》至今还未诞生！或者说，也许诞生了，但不一定是今天这个水平！”

　　王维玲说，从长寿湖农场回到重庆后，朱语今又把中青社约罗、杨写长篇小说的计划和他对这部小说的估价、看法，向中共重庆市委作了详细汇报。市委很重视语今的意见，专门开会研究，表示完全赞同语今的建议，支持罗、杨写长篇小说。

　　然而，在《红岩》的创作道路上还面临罗广斌“历史问题”的障碍。罗出身于四川忠县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其兄罗广文曾任国民党15兵团司令。但这位富家少爷却毅然加入共产党，1948年被捕，先后关押于渣滓洞、白公馆监狱。他在狱中革命意志坚定。其父已和特务谈妥，保释他出狱。他却拒绝保证“出狱后不再参加共产党的活动”而拒绝出狱，直到解放军兵临城下，才和少数幸存者越狱逃走。新中国成立后，罗的家庭出身成了严重“污点”，他从狱中幸存下来，成为有关部门的一桩“疑案”，多次接受审查。一个有“历史问题”的人怎么能参与《红岩》的创作？但这个障碍却被朱语今化解了。

　　王维玲告诉笔者，当时罗广斌、杨益言都是中共重庆市委组织部管理的干部，而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肖泽宽过去长期在川东和重庆从事地下党的领导工作，语今是抗战时期南方局青年组成员，俩人在对敌斗争的险恶环境中，结下很深的革命友谊。语今了解泽宽，泽宽信任语今。他们之间的了解和信任，使重庆市委和肖泽宽给罗、杨的写作大开绿灯，这就促使《红岩》顺利诞生。我们一走，肖泽宽就把重庆市公安局”罗广斌专案组”的人员和材料都调到市委组织部，很快对罗的政治历史作出“没有问题”的结论，并调出重庆地下党档案资料，批准假期，请沙汀当老师，把罗、杨送进环境幽雅的南温泉公园专心致志地搞创作。

　　王维玲说，1960年4月，朱语今调任全国总工会教育部长，但仍十分关心《红岩》的写作。同年夏，他听说罗、杨在北京修改《红岩》，特地要我把他俩约到他家，向罗、杨了解《红岩》写作的进展情况。当他知道《红岩》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时，非常高兴，语重心长地对罗、杨说：“你们写《红岩》，并不想当作家，也许成功了，真的当起作家来了。作家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灵魂工程师，正因为这样，你们更要下功夫把《红岩》写好，让读者、让社会、让历史承认它，承认你们是作家！”因此，从《红岩》出版至今，无论是已故的罗广斌，还是今天健在的杨益言，在他们的文章中、演讲里，都不止一次地提到朱语今的重庆之行。他们始终不忘，一直怀着感激之情。

　　王维玲最后感慨地对笔者说：“朱语今的决断和肯定、鼓励和支持，对《红岩》的上马和出版起了关键作用。如果没有他的拍板，也许《红岩》至今还未诞生！或者说，也许诞生了，但不一定是今天这个水平！”

　　然而，《红岩》只是朱语今主持中青社时组稿的红色经典作品之一。原中青社总编辑阙道隆说：朱语今是20世纪50年代名噪一时的革命回忆录《红旗飘飘》的主要创办者。这套丛书比《星火燎原》出版得还要早。《红旗谱》、《红日》、《创业史》、《草原烽火》等著名小说，也都是在他手里组稿的。这些作品可以说影响了一代人。

朱语今家乡宜都市五眼泉乡许家台。图中3栋楼房并列处为朱家老屋和志成小学旧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