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的责任编辑说：“正是朱语今的鼓励和要求，动员和启示，解开了罗广斌、杨益言写长篇小说的扣子，消除了他俩的重重顾虑和畏难情绪，把他俩推上了马。”

　　“《红岩》的文学素材是1958年我随朱语今前往四川组稿时发现的。”2003年8月20日，原中青社副总编辑、《红岩》的责任编辑王维玲在北京向笔者讲述了朱语今促成《红岩》诞生的来龙去脉。

　　王维玲说，1952年12月，朱语今从青年团中南工委调到中青社，1953年任社长、总编辑，并兼任团中央常委、宣传部长，《中国青年》杂志社社长。当时我任中青社文学编辑室编辑。1958年正是“大跃进”的年代，出版界也出现了单纯追求出书品种，不顾出书质量的现象。语今却提出要控制出书品种，要重视书籍质量的要求，抵制了粗制滥造之风。这年10月，语今要我随他到四川、云南组稿。在成都，他提出要去拜访作家沙汀。语今和沙汀虽是初次见面，但由于过去在大后方时彼此都有所了解，所以一见如故。两人一起回忆起抗战时期大后方的许多往事和熟人、朋友，谈得很开心、很投缘。当语今谈到希望沙汀今后在扶持和培养青年作者上多做些工作时，沙汀热情地向我们推荐了重庆市文联上报的，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3人写的反映中美合作所狱中斗争长篇纪实线索。因为语今在重庆工作了6年，对这个题材的重要性和深远意义一下就感受到了，所以他对沙汀的推荐很重视，并请沙汀来抓这个题材的创作。沙汀高兴地说：“好，你也抓，我也抓，我们一起抓！”

　　王维玲说，当我们离开成都来到重庆时，恰巧接待我们的就是时任团市委办公室主任的杨益言。从杨益言口中，我们得知重庆市文联正在打印他们1956年写出的这部纪实作品的草稿。语今让我立即向文联要一份文稿，随后我们去了昆明。10天后返回重庆时，我已将全稿读完。我把稿子里那些感人的故事和表露出来的对革命烈士的深厚感情，向语今作了汇报。语今听后，果断拍板，决定要他们将这个题材写成长篇小说，并正式向他们约稿。

　　语今亲自约见杨益言，又去长寿县长寿湖农场面见罗广斌，动员他们用长篇小说的形式把这段难忘的狱中生活写出来。当时，从未涉足文学创作的罗、杨对写长篇小说有畏难情绪。他们对语今说：“我们只是把知道的东西写出来，并未想到写小说。我们愿意把这些原始素材，提供给任何一位愿意写小说的作家去写。”而语今更看重的是他们在狱中的特殊磨炼和斗争经历，要他们珍视这段宝贵经历，把它变成精神财富。他有些生气地说：“你们都是共产党员，都是团的干部，天天教育团员、青年‘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你们就不能带头实行？你们没写过小说，为什么就不能学着写，就不敢写？你们写小说，目的明确，不为名，不为利，就是为了教育青年一代，为了完成烈士的嘱托，完成一个狱中幸存者、一个革命者应尽的义务，不要犹豫了，把笔拿起来，写吧！”

　　王维玲说：“正是朱语今的鼓励和要求，动员和启示，解开了罗广斌、杨益言写长篇小说的扣子，消除了他俩的重重顾虑和畏难情绪，把他俩推上了马。”          朱语今此举，也应合了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提出的，要鼓励团的干部为青年写点革命读物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