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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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医疗的沉浮，也给覃祥官的人生带来了沉浮。在人生处于低谷的时候，作为一名共产党人，他最终还是挺过来了，艰难地越过了这道坎。
　　后来，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不少地方的合作医疗卫生室都办垮了，作为中国第一个农村合作医疗卫生室，杜家村的卫生室坚持了下来。
　　改革开放后，正当长阳探索农村合作医疗的关键时刻，北京传来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

　　(接上期)回到山清水秀的乐园，回到生养自己的山村，覃祥官有一种如虎归山的感觉。他筋骨活泛，浑身舒坦。
　　从早到晚，覃祥官头戴草帽，脚穿草鞋，身背药箱，翻山越岭，走村串户，哪里有病人，哪里就有他的身影，哪里就留下他的足迹。寒冬雪夜，一听见敲门声，他二话不说，背起药箱就走。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文革”动乱的那些年月里，覃祥官没有参与那些所谓的“七斗八斗”，而是始终恪守一个医生的职责，全身心地为山民们救死扶伤，解除病痛。
　　杜家大队合作医疗卫生室是他的命根子，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为了办好这个合作医疗卫生室，覃祥官几乎达到了忘我的境界。有一年，他看到杜家大队合作医疗卫生室经费一时困难，便把自己的70多块钱交给了卫生室。他有个叔叔叫覃大吉，是乐园一带颇有名望的药农。经他动员，覃大吉将保存了10多年的贵重药材全部捐给了卫生室。他还卖掉家里准备盖房子的一堆木料，给卫生室添置医疗器具。
　　与此同时，覃祥官四处奔波，帮助和指导全公社各个大队卫生室兴办药园。在他的鼎力支持下，整个乐园公社共种了500多亩药材，品种多达100余种。各个大队卫生室用不完，还送到供销社去出售，以此补贴合作医疗的经费。
　　正当覃祥官向着更高目标冲刺的时候，中国大地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
　　与全国农村一样，乐园也普遍实行土地承包到户责任制。
也许是因为“分”得太彻底的缘故，加上社会上对合作医疗的不同看法，农民连集体经营了上十年的药园也分光了。集体的事一时无人管，杜家村种的大片珍贵药材被偷抢一光，合作医疗卫生室精心驯养的5头梅花鹿和一群獐子也被放跑了，集体损失达5万余元。
亲眼目睹苦心经营多年的药园被毁，覃祥官难受极了。
　　更令覃祥官痛心不已的是，明明是深受农民欢迎的合作医疗卫生室，有的地方竟把它当成“左”的产物加以批判。从此以后，合作医疗网点在全国绝大多数地方急剧萎缩。长阳438个大队，包括杜家大队在内，坚持合作医疗的只剩10多个了。
　　仅仅几年的工夫，全国合作医疗在农村的覆盖率由85%下降到5%。
　　曾经轰轰烈烈的农村合作医疗，一下子陷入了低谷。
　　在一些贫困乡村，又出现了“小病拖，大病磨，请不到医生请巫婆”的尴尬现象，农民又重新遭受到缺医少药的煎熬……
　　那一段日子，覃祥官焦虑不安，十分痛苦。
　　不过，农村合作医疗骤然降温的客观事实，也促使覃祥官对此作了一番冷静思考。他认为，合作医疗的确是在“大锅饭”的背景下出现的。虽然它曾经受到过“左”的干扰，搞过“一刀切”、“大锅药”，缺乏分类指导，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少数农民的积极性，但它本身并非“左”的产物。它是广大农民依靠自己和集体的力量，发扬互助互济精神，在自愿互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是一种带有保险和股份性质并深受农民欢迎的医疗制度。
就在覃祥官最苦闷的时候，曾任湖北省省长和省委书记的韩宁夫专程来到了乐园。这位老领导拉着覃祥官的手说：“办合作医疗，不能‘一刀切’，可以自愿参加，不愿参加就退出嘛 。”
　　覃祥官从老领导的话中受到启示，他特意在村里挨家挨户搞了一次民意测验，结果是：94%的农民支持合作医疗。
　　覃祥官深信，合作医疗没有错。
　　合作医疗的沉浮，也给覃祥官的人生带来了沉浮。
上个世纪80年代初，省里正式免除了他的省卫生厅副厅长的职务。在此之前，他担任的宜昌地委委员、长阳县委常委、乐园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等职务也被一一免去。乐园公社卫生院党支部书记，这是他当时被保留的唯一职务。
　　那是覃祥官最苦闷的一段日子。会议，没有要他参加了；工作，没有人找他商量了；治病，医院也没有安排他值班。过去的热情，现在变成冷淡；原先的赞扬，如今成了指责。甚至有人传言：“覃祥官被贬到卫生院做清洁工了。”他一气之下，跑回杜家村去了。
大起大落之中，当年就不大情愿当“官”的覃祥官，对此倒没有什么抱怨。最让他难以接受的，是一些地方合作医疗的萎缩，是有人对合作医疗的无端指责。覃祥官有着宁折勿弯的性格。他可以自己吃苦受累，就是容不得别人对合作医疗说三道四。
　　在人生处于低谷的时候，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他最终还是挺过来了，艰难地越过了这道坎。
　　1988年，覃祥官的女儿覃华春因患胆结石，两次到武汉湖北省医学院附一医院开刀治疗，花去医药费1万多元，这对家境原本就十分清贫的覃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省卫生厅副厅长张克文闻讯，特意赶到医院探望覃祥官的女儿。鉴于覃祥官的特殊贡献和家庭困难情况，张克文代表省卫生厅要给他的女儿解决5000元医疗费。然而，覃祥官婉言谢绝了这份好意。
　　覃祥官自己从不向组织伸手，但每当乐园遇到难处特别是医院有什么困难，他都热心为之奔走。就是张克文副厅长到医院看望覃祥官的女儿的时候，他谈到乐园乡卫生院的情况时说，乡卫生院至今没有一台X光透视机，农民要透视查病，还要跑百把公里到县医院，太不方便了。覃祥官始终牵挂山民的品性，深深感动了张克文副厅长。他二话没说，当即表示给乐园乡卫生院下拨2万元专款，为医院购买了一台X光透视机。
　　像这样为乐园山区卫生事业造福的事，覃祥官不知做了多少。如今，乐园乡卫生院还在使用的显微镜、制药设备，包括锅炉、柴油机、发电机，都是覃祥官凭着一颗赤诚之心，从上面争取来的。有一年，乐园乡急需拖拉机。覃祥官又赶赴宜昌，几下武汉，四处联系，一次为乡里弄回12台120型拖拉机……
后来，覃祥官虽已经退休，但他依然为合作医疗四处奔走。他经常到各村巡查指导，献计献策。在他的帮助下，全乡有18个村恢复了合作医疗，而且各个村卫生室都办得很有特色，有的“以药补医”，有的“以林补医”，农民既能承受，又能参与管理，深受欢迎。
党组织也没有忘记覃祥官。在他退休之后，长阳县委给他落实了副县级待遇，还给他的女儿安排了工作。
　　出生于湖北新洲的王群，是1943年参加新四军的老战士。1972至1978年，他在湖北宜昌地委当过6年地委第一书记。在此期间，他是推广合作医疗的坚定支持者。时隔20余年，早已从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岗位退下来的王群，心中还牵挂着覃祥官。1999年6月24日，年逾7旬的王群专程从武汉赶到长阳看望覃祥官。他握着覃祥官的手，感叹道：“我在内蒙古当区委书记时，只要一提起合作医疗，好多人都还记得你的名字。这说明一个对国家和人民作过贡献的人，不管他在不在位，退不退休，有没有级别，人民都是不会忘记的！”
　　老领导的一席话，说得覃祥官心里热乎乎的。
　　经历了人生之中大起大落的覃祥官，对党组织的关怀和体贴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激之情。

　　不管政治气候如何变化，覃祥官创办的杜家大队合作医疗卫生室以惊人的生存力延续至今，一天都没有关过门
　　作为长阳第一个农村合作医疗卫生室，杜家村合作医疗卫生室办得怎么样？这是我们极为关心的一个问题。
　　在首次拜访覃祥官之后，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考察了“中国农村合作医疗”的诞生地——杜家村卫生室。
　　这个曾经闻名中外的卫生室，是一栋白墙青瓦的两层楼房，大门前悬挂着一块乳白色的长木牌，木牌上“杜家村卫生室”几个大字，非常惹人注目。
　　走进这个已经顽强生存了20余年的村卫生室，我发现这里的卫生设施比想象的要完备得多，治疗室、观察室、诊断室、药房、病房等等，一应俱全。
　　环顾宽敞洁净的药房，只见4个朱红色的大药柜里，摆满了密密麻麻的中西药品；墙壁正中，贴着鲜红的毛泽东主席的手迹：“一切为了人民的健康。”悬挂两侧的是好几块上级颁发的红色奖匾。
　　诊断室的墙壁上，张贴着几大张“医疗服务收费标准”，我们仔细一数，内容多达20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至今没有变化的挂号费：每人每次收费5分钱。在治疗室里，依次摆放的是擦得锃亮的高压消毒器、显微镜、电磁波治疗器等仪器。
　　在诊断室与观察室的走廊里，几把木制条椅上，坐着20多位等候出诊的医生归来看病的农民。
　　正在药房忙着抓药的中年妇女，叫黄家秀。她告诉我们，卫生室里包括她在内，共有3名医务人员，卫生室负责人李兴成医生外出巡诊去了，还有一个叫李发崇的医生到宜昌卫校进修去了。
　　黄家秀是个热心快肠的人。她听我们说明了来意，赶紧为我们搬椅泡茶。她说：“您们稍等一会儿，李兴成医生可能就要回来了。”
　　趁此机会，我们与候诊的几位农民攀谈起来。
长长的条椅上，坐着一位穿毛背心的婆婆。我们问她：“老人家，您叫什么名字？”
“我姓谢，叫谢国翠。”
　　谢国翠？她是不是覃祥官老人上午提起过的那个谢国翠？于是，我们赶紧问道：“是不是您当年带头为卫生室捐款的？”
　　谢婆婆一听我们提起22年前的那件往事，双眼顿时流露出惊喜的神色，她连连点头：”是我，就是我！“
　　“您当年带头捐钱，功不可没啊！”
　　谢婆婆轻轻摇摇头：“那都是陈谷子烂芝麻的旧事了，篾片穿豆腐，不值一提啊！”
　　“如今田都分到了户，合作医疗还‘合’得拢吗？”我们对此非常关心。
　　“怎么‘合’不拢呢？”谢婆婆快言爽语：“田包了，人的病没‘包’呀，村里要是没有卫生室，有个伤风咳嗽，到乡里到县里要跑几十百把里路呢……”
　　“您们加入合作医疗，是不是自愿的？”
　　“当然是自愿的，”一位抱着孩子前来看病的妇女接过话题道：“我前年没入合作医疗就吃了大亏。我病了一场，花了600多块钱的医疗费。去年，我全家4个人都入了合作医疗，治病花了200多块钱，我自己只出了一半的钱。”
　　谢婆婆在一旁告诉我们，这个妇女叫蒋祖菊，家在杜家村七组。
　　交谈之中，我们一连询问了10多个农民，他们赞成合作医疗的态度与语气都是惊人地相似。
　　杜家村七组农民黄治汉是个27岁的年轻人。他说起村合作医疗卫生室，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他向我们讲了刚刚发生的一件事：3天前，我全身烧得发烫，两条大腿痛得路都走不成。那天晚上，我找到李兴成医生，他给我仔细一诊断，开了中药，我喝了几服就好了……
　　这时，热心快肠的谢婆婆指着挤坐在病人之中的一位老汉对我们说：“提起合作医疗，他就是一个大功臣啦！”
　　他是谁？
　　看到我们满脸疑惑，谢婆婆赶忙介绍：“他呀，就是当时最先支持覃祥官搞合作医疗的大队党支部书记覃祥成。”
　　听说是覃祥成，一种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当年，如果没有他的鼎力相助，中国合作医疗制度的诞生地也许不是杜家大队。他以一位共产党的赤诚之心，为中国第一个合作医疗卫生室的创建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然而，这位党的支部书记却始终没有离开这块贫瘠的土地，始终没有改变大山一般纯朴的品性。
　　身穿黄棉袄的覃祥成，稀疏的头发不少已经花白，古铜色的额头上布满深深的皱纹，显得很是苍老。老人不时咳嗽，声音沙哑。他有些吃力地告诉我们，他已满了66岁，从1986年起已不再当村支部书记。他说他当了几十年村干部，唯一值得提起的事就是支持覃祥官办了这个合作医疗卫生室。后来，不少地方的合作医疗卫生室都办垮了，杜家村的卫生室坚持了下来。他说他今天来卫生室，也是来看风湿病的。
　　覃老说到这儿，指着在药房里抓药的黄家秀笑道：“她呀，就是我的大儿媳妇。”
　　覃老一家几辈人痴情于农村合作医疗的感人事迹，似乎从一个侧面向世人展示了合作医疗的顽强生命力。
　　我们谈兴正浓的时候，满身泥水的李兴成医生回到了卫生室。
　　38岁的李兴成，中等身材，脸庞清瘦，双目炯炯有神。他上着灰色中山装，下穿藏青色长裤，脚穿一双沾满泥浆的解放鞋。
　　在李兴成的身上，最惹人注目的就是他胸前戴着一枚多年少见的“为人民服务”的红色徽章。他一走进卫生室，便被病人包围了。这样，我们只能见缝插针，与他进行交谈。
　　家在杜家村八组的李兴成，是1969年推荐到大队卫生室当赤脚医生的，是覃祥官最得意的“大徒弟”，也是他最信赖的“接班人”。
　　在杜家大队合作医疗卫生室诞生的第三年，李兴成就跟着覃祥官采药学医，一干就是几十个春秋。在此期间，无论政治气候怎么变化，也无论遇到多少艰辛困苦，作为一名共产党人，李兴成始终坚守在村卫生室这块“阵地”上。可以说，他把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无私地奉献给了合作医疗，奉献给了大山里的乡亲们。如今，他依然还是一个在家背粮吃的“赤脚医生”。
　　对于逝去的艰难岁月，李兴成无怨无悔。最让他欣慰的是，杜家大队合作医疗卫生室自诞生之日起，即使遇到再大的困难也没关过一天门，而且越办越有生命力。
　　谈起改革开放给村合作医疗卫生室带来的变化，李兴成颇为兴奋。他说，“如今，各级领导对合作医疗越来越重视，农民要求加入合作医疗的愿望越来越迫切，卫生室的家底越来越雄厚。”
　　为了证实自己的“说法”，李兴成拿出一本厚厚的资料，向我们提供了一连串令人惊喜的数据：我们全村目前有283个农户1017人。1988年，加入合作医疗的农民只有234人，今年1至9月已增加到754人；卫生室从1983年到今年9月，共医治患者6万多人次，其中近3年出诊治疗1万多人次；前几年，卫生室的固定资产仅有2500元，近几年陡增到9740元。
“现在的合作医疗是怎么‘合’的？”我们问。
　　李兴成说：“与过去不同，如今农民加入或退出合作医疗，绝对是自觉自愿，坚决不搞‘一刀切’。比如说，我们村目前还有263人没有加入合作医疗。另外，凡是加入合作医疗的农民，每人每年交3元合作医疗基金，在卫生室看病交5分钱挂号费，报销50%的药费，转院报销30%的药费，我们医生的报酬由村里负担。”
　　“药费会不会超支？”
　　“我们算了1983年至1989年的收支账，这7年中，农民共交合作医疗基金10807元，药费开支13896元，收支相抵，累计超支3089元。”
　　我们又问：“超支的缺口怎么办？”
　　“解决的办法主要有3个。”李兴成详细解释道：“第一嘛，是我们经营了2亩多草药，种了党参、黄柏、当归、独活、芍药等草药，可增加一部分收入。第二是我们上山采药，自己用不完的可卖一点赚几个钱。最后一点是外地来看病的人不断增加，有点业务收入。我们把这3笔收入填补超支的缺口之后，目前还有8000多元余额。不过，要做到这一步，医务人员没有责任心和吃苦精神是很难办到的。”
　　李兴成虽然常年身在杜家村，但他对整个中国再次勃兴的合作医疗态势极为关注。他告诉我们，在广大农民群众的热情呼唤和参与下，沉寂了多年的农村合作医疗，近几年又在一些地方悄然兴起。
　　“我认为，”李兴成说：“要不了多久，合作医疗之花一定会再次开遍中国大地。”
　　凝视着李兴成的满脸自信，我们深信这话并非梦想。
　　其实，这个道理并不复杂。因为合作医疗是农民自己创造自己受惠的事业，因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合作医疗已经深深融入亿万农民的心灵深处。
　　改革开放几十年，国力迅速增强。令人忧虑的是，亿万农民依然“看病难”。于是，萎缩、冷落多年的合作医疗又重新提到党和国家最高决策者的案头
　　时隔十余年，覃祥官、李兴成和杜家村农民对合作医疗的坚持与信念，在21世纪初得到了印证。
　　最初从农村引发的这场气势磅礴的改革开放，给包括农村在内的中国大地带来了深刻的变化。这一点是举世公认的。然而，时至20世纪末，我国作为农村人口最多的国家，“看病难”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在一个全国性的重要会议上，国务院一位领导人以严峻的语气，对我国农村的医疗状况做了这样的描述：
　　“200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严重地暴露出我国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和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存在的许多薄弱环节。农村卫生事业投入严重不足，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很不健全，运营困难；农村医疗卫生机构机制不活，设施陈旧，人浮于事，效率不高；农村卫生技术人才匮乏，服务水平和质量低下；农村合作医疗随着农村经济转轨几经曲折，全面萎缩。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