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林弹雨，川军、鄂西军攻势如潮，宜昌破城指日可待；吴佩孚调兵遣将，宜昌城血肉横飞

　　9月1日，川军、鄂西军对宜昌守敌大举进攻，攻势猛烈，北洋军被迫把兵收缩到近郊几个据点和城内，宜昌被淹没在炮火硝烟中。城北珠宝山乃战场上的制高点，两军拼死争夺中，北军利用地形和浓雾的隐蔽发动反攻，川军后退，鄂西军一支部队正沿原川汉铁路路基运动，突遭伏击，潘正道及时赶到前线督战才稳住阵脚，经一昼夜奋力拼杀，次日占领了珠宝山。在此前后，北洋军相继放弃城郊南津关、平善坝等多处关隘要冲，兵力龟缩城内。
　　正在湘鄂战场督战的吴佩孚接到宜昌战报后忧心忡忡，可又来不及调兵增援，便使出诈和之计。9月5日，曾任川军师长但一直追随吴佩孚并被其视为亲信的周骏，在宜昌同日、英、美三国驻宜领事一道前往夔府（今奉节县），向川军总指挥说明谋和之来意，周骏代表吴佩孚向唐式遵总指挥转告：“王帅诚心言和。”
　　连日苦战，川军、鄂西军十分疲惫，唐总指挥下令暂缓攻城。吴佩孚加紧从沙市调一个旅和一个团，增援宜昌。
　　川军、鄂西军经短暂休整和给养补充后，复于同月12日发动第二次攻城战斗。这次攻势更为凌厉，曾三次攻入城内但未能守住，北军已溃不成军。就在宜昌几乎易手之际，吴佩孚率大批援军赶到。
 　　原来，吴佩孚亲自在湘鄂前线督战，交战中湘军没讨到多少便宜，吴迫使湘军总司令赵恒惕在停战议和书上签字并退兵。免去湘鄂战争的后顾之忧，正准备从岳阳回鄂的吴佩孚，求援电却接踵而至。12日这天就收到他亲派宜昌督战的帅府将领李炳之急电三通，为宜昌城危在旦夕告急。吴立即赶到沙市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第二十四师师长张福来为援宜总司令，第八师师长王汝勤为左翼司令，第十八师师长卢金山为右翼司令，率部驰援宜昌。13日，吴佩孚命令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杜锡王圭率多艘军舰同赴宜昌参战。9月15日，吴佩孚座舰抵达宜昌，靠岸后他登岸督战，收集溃散的部队投入战场实施反攻，这才控制住溃乱之势。
　　由于吴的督战和增援，战局起了很大的变化，川军、鄂西军迅速由战场上的优势转入劣势。

　　挥师东进，刘伯承遭暗算被偷袭；穷追猛打，先锋官骁勇善战取得南岸大捷
　　是年7月，第二混成旅第一团团长刘伯承奉命由奉节移防开县，约一月左右就接到旅部的命令，称部队将有重大军事行动，8月10日，第一军军长但懋辛转来川军总司令兼川军援鄂总司令刘湘将军的援鄂电，以及张冲旅长召开军事会议的紧急通知。
　　刘伯承11日带上副官、勤务兵赶到旅部驻地云阳县城，出席次日举行的全旅军官会议。会议声明“应鄂请示……扶鄂自治，固川藩篱”的援鄂主旨后，为适应长途作战之需，会议决定将全旅主力编成两支混成支队。会议次日，刘伯承率领全团向新驻地云阳集中，组建成第一支队。21日，刘伯承率全支队先行出发，23日抵巫山后同已占领秭归、兴山的鄂西军总司令潘正道通电联系后，26日抵巴东，28日抵秭归，进逼宜昌。8月30日，刘伯承率所部从三斗坪（今三峡大坝坝址）登岸向东挺进。
　　刘伯承支队9月1日占领曹家畈，当天，第二支队占领涨水坪。2日清晨，一支队占领曹家畈立足未稳，担任警戒的工兵营只见防区以外一支部队正向防区开来。营长怕误伤自己，只得下令暂停射击，命联络兵用旗号与对方联络。由于浓雾笼罩能见度差，改呼叫口令，喊声刚落，对方一阵猛射，山谷间枪声大作。一支队猝不及防，仓促应战，营长张朝隆负伤，两营敌军步步紧逼。事态严重，刘伯承火速赶到前沿阵地，一面指挥工兵营正面顶住，一面派部队抢占有利地形实施对敌包抄，置敌于被三面环击之势，激战一小时许，敌军向偏岩子方向逃窜。
　　2日午后三时许，刘伯承率支队追敌至偏岩子，这里是南岸守敌的第一道屏障，易守难攻，敌人凭险抵抗。为了不给敌人喘息机会，一支队紧追不舍，只两小时就攻克偏岩子。敌军再次退到距江岸不足1.5公里的笔尖山、城墙岭、妄图作背水一战。
　　4日凌晨4时，阵地被昏暗笼罩，猛然间震耳欲聋响起3声号炮，枕戈待旦的第一支队官兵扑向敌人，敌人从梦乡惊醒仓促应战。面对骁勇善战的刘伯承支队的强劲攻击，敌士气动摇，蜂拥至江边夺船逃命，攻占山头的川军用机枪火力封锁江面，船上敌人纷纷落水身亡，岸上敌人尽成俘虏。
　　这次南岸最后一战，摧毁敌人最后一块阵地“安安庙阵地”及一个团，除敌团长段其澍失踪后生死未卜，700余名官兵尽成俘虏。战斗结束后清点，缴枪六七百支，大炮一门，还缴获存放庙内的一批弹药、军粮。

　　功败垂成，援鄂川军、鄂西军全线败退；董必武等率部转战鄂西，川鄂两军宜昌签约
　　9月17日，刘伯承率所部北渡支援，19日川军、鄂西军发起全线反攻，无奈大势已去，终因力量悬殊而受挫，进入下旬的战事更为不利。23日起北洋军在军舰火力掩护下水陆并进，分三路向川军、鄂西军反扑，攻破一道道防线，川军、鄂西军节节败退至珠宝山、雾渡河、三游洞、南津关一带，坚守待命。吴佩孚命营长于学忠率部迂回偷袭珠宝山川军阵地的背后，使之腹背受敌，又命军舰驶入峡口炮轰南津关、三游洞的川军、鄂西军营地、激战至25日，援鄂川军、鄂西军终因孤立无援，弹尽粮绝而全线败退。刘伯承的第一支队及其第二混成旅退至兴山川军唐式遵师和潘正道、董必武的鄂西军从南津关、三游洞退至南沱再进入兴山。10月中下旬，又越过兴山、秭归，进入巴东、先后抵达川鄂边界，不久退回川境。
　　撤退途中，董必武和他的战友们带领部队栉风沐雨，艰苦异常，越过天柱山，经南沱、太平溪，翻铲子崖，在悬崖峭壁中艰难跋涉。董必武1928年在日本悼念遇难的挚友詹大悲的文章追忆道：“铲子崖是江边的一个陡崖，崖路如梯，我是由他的勤务兵在后面推，另外还有一人拉，才上去的……到巴东时，天下大雨，我们赤脚草鞋，都像雨淋了的鸡。”终于千辛万苦把队伍拉到了川鄂交界西侧的巫山县。
　　四川军方不愿意湖北人带的军队驻扎川境，鄂西军司令部同仁只好裁减人员，整顿队伍，离开这块非久留之地，进入湖北境内施南（今恩施）另作打算。还在巫山时司令部请董必武任秘书长、董为难，只好仍挂詹大悲的名义，董必武“代理他执行职务”（因詹留在夔府与各方面接头）。部队驻建始时，詹大悲返粤复命离开鄂西军，不久潘正道又为饷粮给养赴重庆与刘湘交涉。鄂西军命运堪忧。
　　部队一下子少了两位主要领导人，只好公推董必武、潘怡如、王守愚轮流负责。可是，11月北洋军施宜镇守使赵荣华率劲旅开来作战，占领五凤山炮台。24日，川军弃守施南城。26日，刘湘召开军事会议，以但懋辛为前敌总司令大举进攻鄂西，并密电湘军策应。仅两天，川军主力即败退巫山。董必武等率军队转移安全地带悉心整治，军队和地方才惭恢复元气。
　　1921年12月12日，刘湘的代表张梓芳和吴佩孚的代表孙传芳，在宜昌会商议和之事随之签订《川鄂联防草约》。翌年1月13日《川鄂和约》在宜昌正式签字，川军援鄂总部行营随之裁撤。鄂西军的处境更加险恶了。

　　虽败犹荣，董必武在“川军援鄂之役”中显示出共产党人的才华，并为共产党结交了挚友
　　《川鄂和约》签订后，鄂西军在董必武、潘怡如、王守愚的苦心支撑下又坚持了4个月，其间，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成立的会议上，董必武被缺席推选为委员。1922年5月，董必武、潘怡如、王守愚相继回到武汉，鄂西军亦同时解散。在鄂西军的八九个月，董老结识了一批仁人志士，据史料考证，王守愚追随孙中山转战福建病逝；詹大悲、潘怡如、潘正道在国共合作时与董老融洽共事；后来，詹大悲于1927年遇难，是著名的革命烈士；潘怡如1927年蒙难脱险后，仍同转入地下活动的董必武保持联系。1931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组织抗日游击队从事训练工作，1942年病逝于我游击区；潘正道以后没离开政界，但仍坚持同共产党人合作，他利用自己“资深国民党人”和“行政督察专员”的身份掩护共产党人并资助革命，解放后任武汉市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1958年冬病逝。彭巨川1960年病逝于四川万县，只有朱旭东以后不详。
　　“川军援鄂之役”虽以失败而告终，但它发生于党创建伊始这一特定的历史时刻，又有党的创始人之一董必武参加，自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和价值。堪称中共党史上最早有人从事军事运动的历史记录，也是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最早携手合作的一次军事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