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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多年前,宜昌骤然响起反对北洋军阀的枪声,刚刚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党的创始人之一董必武和当年川中名将、后来成为伟大军事家的刘伯承,参加了这次军事行动,名垂史册。
军阀昏庸,宜昌突发兵变惨案,兵变既发,如瘟疫波及沙市、武汉,湖北政局危机四伏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被拥戴就任非常大总统,立誓要完成北伐大业。他的方针第一步是消灭广西军阀陆荣廷以统一两广,第二步向北伸展以促湖北之变。 是年夏,孙中山派何成浚、蒋作宾等湖北籍国民党人赴长沙,与湘军首领赵恒惕联系借兵。7月25日,湖北旅湘进步人士在长沙成立“湖北自治政府”和“湖北自治军”,蒋作宾就任政府临时总监,公开亮出武力驱逐北洋军阀湖北当局的鲜明旗帜。 孙中山全力推动两广统一之时,如此重视湖北,除其地处九省通衢的战略地位外,还与风云动荡的湖北政局大有关系。时任湖北督军的王占元,统治湖北6年,从军务帮办一直升到两湖巡阅兼省督军。他贪污中饱、克扣军饷,常常激起全省各地驻军闹饷哗变,人民叫苦连天,尤以宜昌前后两次兵变的灾祸最为惨烈。 1920年11月发生兵变后,宜昌全城百姓尚未喘过气来,一场更加惨重的兵祸又降临到头上。1921年6月4日深夜,驻扎宜昌的北洋军第十八师第二十一旅第十八团的士兵倾巢出动扑向大街小巷。是夜,宜昌市民死难千余人,烧毁房屋千余间,财产损失千万多元。中外震惊,举国哗然。 继宜昌兵变的第二天沙市发生兵变。紧接着6月7日这天,省城武昌驻军步宜、沙之后尘,连官钱局、造币厂等财政金融命脉,也被一把火烧得精光。次日,王占元在孝感花园火车站所设伏兵,诱杀北上火车上的1000多名变兵。 几天里连续发生这么多事,全国一片哗然。省议会议长屈佩兰,曾任过黑龙江巡抚与平政院院长的周树模,代表全湖北绅商界专程赴洛阳向吴佩孚请愿,要求驱王;以湖北籍国民党人李书城、蒋作宾等为代表的另一方,则暗中与广州孙中山及其革命大本营联系,亮出武力驱王的旗帜。
多行不义,湘军趁机攻鄂,湖北督军王占元丧家而去,非常大总统孙中山运筹帷幄,颁发委任状 湘、川军阀各有自己的利益,不会真心实意支持孙中山的北伐大业。但是,他们和北洋军阀有矛盾,处理得当,可以争取利用其参加北伐。这是当时孙中山从事军事运动的方针。 6月底或7月初,四川督军熊克武秘密潜入长沙,同赵恒惕会商出兵之事,但实情则更为复杂。刘湘、杨森的军队控制川南和上川东富饶之地,不肯俯首听命于实力不及的熊督军,出兵援鄂只能纸上谈兵。为避免川省内部矛盾升级,熊克武毅然通电下野。刘湘接管全川大权,很快将援鄂之事提到议事日程。杨森眼睁睁看到大权旁落,索兴巴结吴佩孚,向吴氏的亲信范崇实、胡仲实暗通消息,出卖援鄂计划。 湘军动手比川军早,7月20日,赵恒惕以欢迎蒋作宾为名,在长沙召开营以上军官出席的军事会议,决定出兵援鄂。会上,赵被公推为援鄂总司令,他又任命了副总司令和兵站总监。这些部署拉开了援鄂战争的序幕,湖北当局震惊,23日,王占元下达对湘军的讨伐令,并致电北洋军首领曹锟、吴佩孚和豫、皖两省的督军,请求出兵。 25日,蒋作宾代表“湖北自治政府”和“湖北自治军”发出向王占元的讨伐通电。28日,赵恒惕下达了总攻击令,当天,湘鄂大战终于在两省交界的洋楼司、枫树岭爆发。 7月29日,即战争打响的次日,北京政府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分五路援鄂、总统徐世昌电令萧耀南为援鄂总司令。为了把千夫所指的王占元赶下台,萧耀南秉上司的意旨按兵不动。王部连吃败仗搞得一败涂地,王占元只好于8月7日致电北京政府请求辞职。总统徐世昌于8月9日下令免去王占元本兼各职,特任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为湖北督军,孙传芳为长江上游总司令。王占元携带上搜刮的1000多万元巨额钱财,乘一艘军舰逃到天津,做他的寓公去了。 是年春夏之交,孙中山先后派詹大悲、潘怡如、潘正道、王守愚、彭巨川、朱旭东等六位国民党人分五次入川。潘正道与刘湘早年结下友谊,面见孙中山自荐入川当说客,孙欣然赞成此举,并挥毫给刘湘修书一封托潘面交刘湘。潘、刘晤谈中湘颇为感动,欲拨一批人,枪组建一支湖北将领指挥的军队。事关重大,潘立即返粤复命。孙中山当即给潘正道加委总司令名义,令其再行赴川。不久,潘、刘第二次在重庆会晤,刘湘将自己的警卫团和萧笙、汤子模两部,拨给潘正道指挥,番号“鄂西军”,潘正道任总司令,詹大悲任秘书长。7月12日,孙中山以大总统名义,发布如下委任令:“特任刘湘为四川总司令,管理全省军务兼四川省长。” 7月26日,在众川军将领公推下,刘湘兼任川军援鄂总司令,即日宣誓就职。会议决定调两万大军攻打宜昌。不久,川军援鄂先遣部队胡济舟部进攻施南,施宜镇守使署驻防当地的军队进行抵抗,战败。8月9日,胡部占领建始,接着川军援鄂主力集结并沿长江东进,从而拉开了川军援鄂战役的序幕。
审时度势,共产党一诞生就以为民请命为己任,董必武西进四川搬兵剿军阀,刘伯承执掌先锋印 董必武、陈潭秋和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一成立,就旗帜鲜明地反对北洋军阀及其湖北代理人王占元,痛斥他的倒行逆施,支持李书城等人的倒王运动。湖北政局动荡之际,董必武、陈潭秋正忙于为成立中国共产党进行各项准备工作,湘军援鄂战争打响,他们正在上海出席党的“一大”,虽身在异乡未能具体指导湖北党组织的对应行动,但是,他们显然从事件本身受到启示,进行思考并提出意见。 董必武、陈潭秋8月初由沪回汉时,湘鄂战火正炽。他们审时度势,代表湖北党组织作出决定,支持李书城、蒋作宾等主持的欲以湖北籍开明人士取代北洋军悍将王占元为主旨的联省自治运动,并同意董必武以“湖北全省自治筹备处”代表的身份赴川请兵,及早开辟反对北洋军阀王占元的西线战场。 董必武领受赴川任务后,适逢辛亥革命的挚友,两年前在上海见过一面的潘怡如回到武汉。潘怡如多年来替孙中山联络军队,这次奉孙中山的委托第二次赴川请兵,乃商定结伴成行。董必武、潘怡如、朱旭东乘船到了奉节,才打听到鄂西军已开进到巫山,遂上岸改乘下水船到巫山。经潘正道总司令、詹大悲秘书长的再三挽留,董必武一行鉴于川军已开始行动,只好将湖北全省自治筹备处公函托人转交给刘湘,一起留下参与军机。 援鄂川军8月中旬开始,下旬全线出动。第一军由张冲、喻华伟两部组成,刘伯承任先遣指挥官,向长江南岸推进;第二军由唐式遵全师组成,取道长江北岸向宜昌城逼进;鄂西军分别由萧笙、汤子模所部组成,费东明为前敌指挥官。鄂西军和援鄂川军一路所向披靡,长驱直入,克巴东,占秭归,很快攻下了距宜昌30公里的南沱。8月底,鄂西军总司令部行营由南沱移驻西陵峡口的三游洞。 此时,宜昌守军以卢金山为鄂西防务总司令,赵荣华为前敌总指挥,以他们各自一个师和一个混成旅的兵力防守北岸和拱卫城池,以一团精锐布防南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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