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襄西支队解放洋坪时，指挥部设在现襄樊市南漳县东巩镇仓坪村，这是当年的旧址。本报记者肖  敏   翻拍

　　1948年1月，江汉军区以警卫团三营360余人组成襄西支队，由黄德魁任支队长，许猛任副支队长，王鸿荣任参谋长，执行恢复襄西解放区的任务。1948年2月21日，襄西支队在远安洋坪镇歼灭敌自卫队和保安队，击毙敌分队长等30多人，缴获轻机枪6挺、步枪200余条、手枪20支、掷弹筒1个、信号枪1支、各种弹药20余桶，俘虏国民党远安县参议长及官兵170余人，进而解放了洋坪。解放洋坪一战，对随后解放远安、当阳、宜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今年近八旬的老人王杰和杨守钰当年亲身经历和亲眼目睹了解放洋坪的全过程。8月29日，记者在远安洋坪镇采访了这两位老人。虽然两位老人年事已高，但谈起当年解放军攻打洋坪镇上恶霸杨醒侬的3个碉堡，解放洋坪时的战斗情景，他们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将58年前的那段历史像放电影一般，一幕一幕重现在我们眼前。
  
　　洋坪恶霸杨醒侬的“三碉”、“三队”，是解放洋坪的最大障碍

　　远安县洋坪镇，前临沮河，北倚夜红山，东可以过东巩，穿栗溪，到荆门；东北可以走巡检，越南漳，至襄樊；北可以上房（县）保（康），插两竹（竹山、竹溪），进汉中；西可以穿罗汉峪，翻苟垭，到宜昌；南可以下当阳，至荆（州）沙（市）。因地理位置特殊，洋坪是南来北往的必经之道，四面八方物资集散于此，商业繁荣，旧社会曾有“小汉口”之称。1932年出生的王杰就住在洋坪镇街上。1947年1月，为谋生计，他的父亲将年仅15岁的他送到街头一家商铺学做生意。
　　抗日战争胜利后，洋坪镇上有一个人尽皆知、人尽皆恨的地主恶霸，他就是杨醒侬，是国民党商会会长。他与乡长张荆伯在洋坪拥有一支强大的反动武装：“三碉”、“三队”，即3个碉堡，一个中队，一个手枪队和一个消防队，共180余人；还拥有机枪5挺，短枪30余支，马步枪140余条，还有掷弹筒、信号枪等武器，一时称霸洋坪。敌自卫队常常上街抓壮丁，王杰也被抓了去，但因王杰年龄太小，个子还不及步枪高，杨醒侬就让他在西碉负责吹号。

       ▲当年解放军就是从这个楼梯爬上“存仁复”药堂的楼顶，架起枪炮攻破了西碉。                                           本报记者肖  敏   摄

　　在王杰的记忆中，杨醒侬个子不高，他每天穿着华丽的衣服，皮肤白皙，却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恶霸。洋坪镇上的老人们告诉记者，当年杨醒侬曾依仗自己的权势，霸占农田400余亩，每年收租千余担，压榨农民的血汗钱。他还开设“三铺”（钱铺、当铺、金银首饰铺）、“九店”（日用杂货店、花纱匹头店、丝耳粮行店……），囤积居奇，敲诈勒索，仅“信友和”商店一年收入就高达一亿数千万元。
　　杨醒侬有“三妻一妾”，还强占民女多人，甚至奸污12岁至15岁的幼女数人。他的父亲杨泽九，骄横跋扈，一向以“老太爷”自居，狂妄自称“远安第二县长”。洋坪镇上的人们都说，杨醒侬是洋坪有名的地主恶霸，是一颗无人不知、无人不恨的生锈钉子。
　　杨醒侬还是汉流红帮的“龙头大哥”，他豢养着一群特务流氓，在洋坪镇到处打家劫舍，谋财害命。他还担任过联保主任、伪县参议员、洋沮乡工商联合会理事长、区队副、剿共义勇大队长，是解放军扩展荆、当、远根据地，壮大革命队伍，牵制国民党军宋希濂部东渡的一个很大的障碍。

　　 解放军侦察员摸清敌情，进军洋坪，杨醒侬缩进西碉

　　襄西支队解放洋坪部队的指挥部设在南漳县东巩仓坪村。1948年春，襄西支队司令部从南漳东巩派出了3名侦察人员到达洋坪，住在上街靠近西碉的刘秉禄客栈，以便详细侦察敌情。
　　王杰老人讲，当时一个叫陈可厚的侦察员隐而不露，专门观察西碉敌情；一个叫李汉臣的侦察员化装成商人，假冒“汉流三哥”，主要活动于上层人物中间；一个叫刘秉喜的侦察员则化装成为小商贩以卖花生、大蒜作掩护，走街串巷，在群众中活动。仅用了10天时间，3位侦察员就完成了敌情侦察任务，还在群众中做了大量麻痹敌人、教育群众的工作。
　　当时杨醒侬住在镇东山头上的东碉，由分队长陈家玉率3个班配两挺机枪把守；位于镇北的西碉是主碉，由中队长杨兆玉、中队副谭进敏、分队长刘光原率70余匪丁、配两挺机枪守护，因为它是杨醒侬龟缩与指挥的巢穴；位于镇西南河边的新碉，由分队长向义之率3个班配一挺机枪守备。
　　三碉形成鼎足之势，中设连环哨相互通讯，并架有电话与伪县保安大队联系。伪白鹤乡公所黄忠森率一个中队驻谭家榨屋，控制镇东南的回龙观制高点；河口的伪乡长周瞎子（周明德）带着一帮人马潜伏于红岩寺作外围，视探动静，向杨醒侬通禀情报。